“学院派”舞蹈的精神守望与文化使命
刘 春
经典的舞蹈作品应该是“活”的，不能只躺在博物馆里、藏在资料库里、隐匿在文字之中，而是要在剧场中舞动，被观看、被感受、被传递。
去年底，“为人民而舞”——《舞动经典》开始了全国巡演，此次巡演汇集了多部中国舞蹈经典佳作，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舞者们用年轻的身体延续着舞蹈的记忆。经典复现剧场，说明舞蹈艺术对于当代社会能够生发的意义，当舞剧制作的“大”成为某种艺术标杆，这些经典作品的“小”，如同一缕缕微光，带我们回到那条中国舞蹈追求古典精神、追求学术品格的来路。《舞动经典》小作品合集背后，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几代编导的探索、几代舞者的高光时刻。在创作时间跨度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从创作思潮角度来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仿古风、本体论、比赛的舞种归属、舞蹈美学、语言系统建构等话题讨论的洗礼，经历了文化寻根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从创作者层面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生人、“50后”一直到“90后”编导，包括了学院派舞蹈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不是在宣言和定义某种审美范式和标准，而是在民族文化精神探索道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无论是陈维亚在《秦王点兵》建立的语汇气质，佟睿睿在《扇舞丹青》破局的言语之变，张晓梅在《扇骨》中构架的精神骨相，还是张云峰在《风吟》中寻觅的形象韵味，梁群、刘琦在《萋萋长亭》重塑的古典意象，今天都值得再回望。
在文化之中
1985年，孙颖先生在舞剧《铜雀伎》创作了《相和歌》的第一个版本。2009年，《相和歌》再次出现在北京舞蹈学院重排的《铜雀伎》第四幕《鼓舞会》中，没想到竟成为此生绝唱。先生应没有想到，这个版本在2021年会进入综艺并登上网络热搜。那百转千回的动势，对应着充满文化底色的精神追寻，从中国人身体中来的自在、自得的体悟，终将以喜乐的方式回到人民中去。今天在素色的舞台上借着《相和歌》回看《铜雀伎》，望见的不仅是新时期中国舞蹈创作经历的仿古之风，在国潮中被重新发现的宝藏光芒，还有美好之下的人性悲悯，那份藏在袖如回雪、蹈鼓而舞之中的等待和希冀，不知今日何人来应和。
《相和歌》《踏歌》用时间检验了在重温古风、寻找典雅精神中，舞蹈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学者苏娅认为《踏歌》的“主题动作也都包含有生动而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化信息”，《相和歌》《踏歌》愈演愈热，被大众传跳，也正是这些信息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被人们更为广泛获取和认同。创作者在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于今天的艺术工作者来说依然值得深思和研究。
在身体之中
1988年，张羽军、姚勇创作了《黄河》，那年张羽军26岁，将身体所接受的所有舞蹈语言化为一条深沉的河流。时至今日，我们不再为技巧所尖叫，却更着迷于那些细腻的呼吸和手臂的延展，贴近大地的蓄势，朴素而又坚韧。创作者在语言探索和交响编舞中找到了音乐视觉化的最具化学反应的路径。舞蹈从《黄河》的音乐中衍生出新的生命体，而不是作为一个阐释者。在古典舞身韵的基础上，自由而又直觉地结合了各民族舞蹈的元素，包容融合的身体，连接着民族的历史和记忆，强烈的动觉撞击每个观众，让观众沉浸在民族存亡、生命绝境和身体极限中的那一刻，没有战场、硝烟，却感受到一次次牺牲与重生。《黄河》超越了中国古典舞语言的界限，以呼吸为线索，以交响的织体逐渐揭示了身体的记忆脉络——我们如何成为我们。“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也正是倾听舞蹈中的身体语言，确立当代舞蹈创作和观演关系的新感知。
在生命之中
2000年，王玫创作了《也许是要飞翔》。首演舞者吴珍艳的表演有种无以言说的力量，令人迅速安静下来，然后拉入到狂风骤雨之中。之前观看的焦点都在于精准细腻的控制，动作的爆发与克制形成的张力。而在复排中，我们看到了舞者的改变，逐渐褪去动作的装饰，褪去身体的修辞，感受到作品那种力量的来源——真实：剥离掉灵魂的甲胄，送走无法挽留的季节，放手无法左右的聚散，去直面人生。这种飞翔，可能从来没有想去往天空，而是沉到生命的最深处，看到人生的真相。
王玫谈道：“无论你采用的是什么语汇，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最终你都要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用现代的身体说话。”《也许是要飞翔》的语言构成看似从不同语言中信手拈来，实际上是从身体的磨炼和苦行而来，从细节的堆积和构筑而来，从身体知觉的微妙变化和反思而来。创作者在技术层面有着理性的思考，但最终抵达的彼岸是关注生命形态的转化，揭示生命的感受。用现代中国人的身体诉说独有的感受，在对生命的诘问之后，学会和解、释然，却依然热爱生命的高贵。拨开舞蹈密集的动作编织，穿过当代语境的身体语言，仿佛看到了中国古老生命哲学的澄净之地，等待安放现代的焦虑和困顿。作品引领我们关注当代人的生命境遇，重新思考对于生命的认识与感知。
在田野之中
2018年，田露创作了《老雁》，作品离我们的此刻很近，却仿佛一直沉在岁月之中。在过于浮华的喧闹中，走出来，轻声舞动一场历经沧桑的往事。《老雁》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带领的“深扎”系列主题实践采风创作活动中诞生，从人民中而来，带着艺术家的深刻反思。学院派舞蹈创作在过于学术化的探究、象牙塔的钻研之后，《老雁》的出现则预示着艺术家重新回到田野之中，重新回到为何而舞的起点，来寻找人民的诗歌。
《老雁》找回了舞蹈动作的心念，找回了当代舞蹈发展中逐渐丢却的诗意。作品诗意的诞生，简化为两个人肢体空间的构成，在于作品以蒙古族的动作语汇所寓意的翅膀，从记忆中生长出来的时刻；在于那一刻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所达成的边界消弭，时空交叠。那双生长的振动的翅膀，可能是爱、是梦，是得到、是失去，是生、是死，甚至我们不清楚那双翅膀到底意味着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拥有那双翅膀。
创作者在用动作唤醒和打开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文化共融之中找到精神共识，以从人民中获得的灵感，重返田野。民间的采风不应局限于动作的搜集和整理，更在于对民族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对情感世界的体会。
在人民之中
时间会筛选出自己的经典名单，历史会有自己的排名，观众也有自己的选择。很多作品因比赛而诞生，但真正留下来的作品又与比赛无关。今天，观众与这些经典作品无论是初次相遇，还是终见真身，都是在走进中国舞蹈的当代历史，并且深深介入其中。经典舞蹈可以是观众获取的快乐，舞蹈给予他们的热爱；也可以是某种陌生化，每次走进剧场都有崭新的感悟；更可以是身体的实践和体认，表演或观看这些作品，让身体去倾听和感受。
不同时代观众的临场、交流、解读，是舞蹈作品成为经典的重要环节。观众面对的不仅是作品，也是作品背后的人，那些人在那一刻，有的历尽磨难，有的初临舞台，他们心中都活着一个心无旁骛的少年、勇猛的少年。
面对经典，其实是在面对着那个曾经的少年。《舞动经典》提供了一份很长的清单，在未来的旅程中，我已开始期待再次看到孙龙奎的《残春》、张继钢的《一个扭秧歌的人》，期待王玫的《雷和雨》《洛神赋》《我们看见了河岸》的复演，看到高成明的《罡风》和《轻青》……同时也更期待新经典的诞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源自：中国文化报
经典的舞蹈作品应该是“活”的，不能只躺在博物馆里、藏在资料库里、隐匿在文字之中，而是要在剧场中舞动，被观看、被感受、被传递。
去年底，“为人民而舞”——《舞动经典》开始了全国巡演，此次巡演汇集了多部中国舞蹈经典佳作，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舞者们用年轻的身体延续着舞蹈的记忆。经典复现剧场，说明舞蹈艺术对于当代社会能够生发的意义，当舞剧制作的“大”成为某种艺术标杆，这些经典作品的“小”，如同一缕缕微光，带我们回到那条中国舞蹈追求古典精神、追求学术品格的来路。《舞动经典》小作品合集背后，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几代编导的探索、几代舞者的高光时刻。在创作时间跨度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从创作思潮角度来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仿古风、本体论、比赛的舞种归属、舞蹈美学、语言系统建构等话题讨论的洗礼，经历了文化寻根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从创作者层面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生人、“50后”一直到“90后”编导，包括了学院派舞蹈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不是在宣言和定义某种审美范式和标准，而是在民族文化精神探索道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无论是陈维亚在《秦王点兵》建立的语汇气质，佟睿睿在《扇舞丹青》破局的言语之变，张晓梅在《扇骨》中构架的精神骨相，还是张云峰在《风吟》中寻觅的形象韵味，梁群、刘琦在《萋萋长亭》重塑的古典意象，今天都值得再回望。
在文化之中
1985年，孙颖先生在舞剧《铜雀伎》创作了《相和歌》的第一个版本。2009年，《相和歌》再次出现在北京舞蹈学院重排的《铜雀伎》第四幕《鼓舞会》中，没想到竟成为此生绝唱。先生应没有想到，这个版本在2021年会进入综艺并登上网络热搜。那百转千回的动势，对应着充满文化底色的精神追寻，从中国人身体中来的自在、自得的体悟，终将以喜乐的方式回到人民中去。今天在素色的舞台上借着《相和歌》回看《铜雀伎》，望见的不仅是新时期中国舞蹈创作经历的仿古之风，在国潮中被重新发现的宝藏光芒，还有美好之下的人性悲悯，那份藏在袖如回雪、蹈鼓而舞之中的等待和希冀，不知今日何人来应和。
《相和歌》《踏歌》用时间检验了在重温古风、寻找典雅精神中，舞蹈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学者苏娅认为《踏歌》的“主题动作也都包含有生动而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化信息”，《相和歌》《踏歌》愈演愈热，被大众传跳，也正是这些信息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被人们更为广泛获取和认同。创作者在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于今天的艺术工作者来说依然值得深思和研究。
在身体之中
1988年，张羽军、姚勇创作了《黄河》，那年张羽军26岁，将身体所接受的所有舞蹈语言化为一条深沉的河流。时至今日，我们不再为技巧所尖叫，却更着迷于那些细腻的呼吸和手臂的延展，贴近大地的蓄势，朴素而又坚韧。创作者在语言探索和交响编舞中找到了音乐视觉化的最具化学反应的路径。舞蹈从《黄河》的音乐中衍生出新的生命体，而不是作为一个阐释者。在古典舞身韵的基础上，自由而又直觉地结合了各民族舞蹈的元素，包容融合的身体，连接着民族的历史和记忆，强烈的动觉撞击每个观众，让观众沉浸在民族存亡、生命绝境和身体极限中的那一刻，没有战场、硝烟，却感受到一次次牺牲与重生。《黄河》超越了中国古典舞语言的界限，以呼吸为线索，以交响的织体逐渐揭示了身体的记忆脉络——我们如何成为我们。“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也正是倾听舞蹈中的身体语言，确立当代舞蹈创作和观演关系的新感知。
在生命之中
2000年，王玫创作了《也许是要飞翔》。首演舞者吴珍艳的表演有种无以言说的力量，令人迅速安静下来，然后拉入到狂风骤雨之中。之前观看的焦点都在于精准细腻的控制，动作的爆发与克制形成的张力。而在复排中，我们看到了舞者的改变，逐渐褪去动作的装饰，褪去身体的修辞，感受到作品那种力量的来源——真实：剥离掉灵魂的甲胄，送走无法挽留的季节，放手无法左右的聚散，去直面人生。这种飞翔，可能从来没有想去往天空，而是沉到生命的最深处，看到人生的真相。
王玫谈道：“无论你采用的是什么语汇，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最终你都要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用现代的身体说话。”《也许是要飞翔》的语言构成看似从不同语言中信手拈来，实际上是从身体的磨炼和苦行而来，从细节的堆积和构筑而来，从身体知觉的微妙变化和反思而来。创作者在技术层面有着理性的思考，但最终抵达的彼岸是关注生命形态的转化，揭示生命的感受。用现代中国人的身体诉说独有的感受，在对生命的诘问之后，学会和解、释然，却依然热爱生命的高贵。拨开舞蹈密集的动作编织，穿过当代语境的身体语言，仿佛看到了中国古老生命哲学的澄净之地，等待安放现代的焦虑和困顿。作品引领我们关注当代人的生命境遇，重新思考对于生命的认识与感知。
在田野之中
2018年，田露创作了《老雁》，作品离我们的此刻很近，却仿佛一直沉在岁月之中。在过于浮华的喧闹中，走出来，轻声舞动一场历经沧桑的往事。《老雁》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带领的“深扎”系列主题实践采风创作活动中诞生，从人民中而来，带着艺术家的深刻反思。学院派舞蹈创作在过于学术化的探究、象牙塔的钻研之后，《老雁》的出现则预示着艺术家重新回到田野之中，重新回到为何而舞的起点，来寻找人民的诗歌。
《老雁》找回了舞蹈动作的心念，找回了当代舞蹈发展中逐渐丢却的诗意。作品诗意的诞生，简化为两个人肢体空间的构成，在于作品以蒙古族的动作语汇所寓意的翅膀，从记忆中生长出来的时刻；在于那一刻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所达成的边界消弭，时空交叠。那双生长的振动的翅膀，可能是爱、是梦，是得到、是失去，是生、是死，甚至我们不清楚那双翅膀到底意味着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拥有那双翅膀。
创作者在用动作唤醒和打开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文化共融之中找到精神共识，以从人民中获得的灵感，重返田野。民间的采风不应局限于动作的搜集和整理，更在于对民族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对情感世界的体会。
在人民之中
时间会筛选出自己的经典名单，历史会有自己的排名，观众也有自己的选择。很多作品因比赛而诞生，但真正留下来的作品又与比赛无关。今天，观众与这些经典作品无论是初次相遇，还是终见真身，都是在走进中国舞蹈的当代历史，并且深深介入其中。经典舞蹈可以是观众获取的快乐，舞蹈给予他们的热爱；也可以是某种陌生化，每次走进剧场都有崭新的感悟；更可以是身体的实践和体认，表演或观看这些作品，让身体去倾听和感受。
不同时代观众的临场、交流、解读，是舞蹈作品成为经典的重要环节。观众面对的不仅是作品，也是作品背后的人，那些人在那一刻，有的历尽磨难，有的初临舞台，他们心中都活着一个心无旁骛的少年、勇猛的少年。
面对经典，其实是在面对着那个曾经的少年。《舞动经典》提供了一份很长的清单，在未来的旅程中，我已开始期待再次看到孙龙奎的《残春》、张继钢的《一个扭秧歌的人》，期待王玫的《雷和雨》《洛神赋》《我们看见了河岸》的复演，看到高成明的《罡风》和《轻青》……同时也更期待新经典的诞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源自：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