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致敬，是对话，更是创造
本报实习记者 彭澳丽
近年来，“文学改编热”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持续升温。无论是在2022年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话剧《主角》，还是在“大戏看北京·2022第六届老舍戏剧节”上展演的、根据作家莫言的小说改编的话剧《红高粱家族》等，无一不展现了创作者将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台剧的不断尝试和有益探索。
前不久，在由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大戏看北京·2022第六届老舍戏剧节”学术论坛上，多位戏剧学者、编剧、导演聚焦“文学作品改编舞台剧的观察与思考”，阐述观点、碰撞理念，为戏剧行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做法。
“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改编成舞台作品”
“‘文学改编热’，其实是中国话剧史上一直持续的一种现象。”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表示，文学改编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文学作品和舞台作品之间的区别，“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改编成舞台作品，文学作品的成功不能决定舞台作品的成功。”
将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台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有些小说家、剧作家也会选择直接创作戏剧作品，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创作的《茶馆》《龙须沟》以及中国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日出》等。而在众多戏剧作品中，也不乏文学作品改编舞台剧成功的例子，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骆驼祥子》、曹禺根据中国当代作家巴金原著改编的《家》等，都是文学改编中的经典之作。
“改好了是文学的魅力、原著的基础，而改不好往往就会被说是编剧没有功力。”北京演艺集团《新剧本》杂志主编、一级编剧林蔚然提起她在戏剧文学系学习的4年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就是小说改编，“在学习的环节中，我认识到创作要懂得抓取戏剧性的核心事件，从小说素材中选材并进一步在其基础上构建有效的人物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删繁就简、勇于取舍。”
“戏剧的核心是台上人与台下人面对面的交流”
在胡志毅看来，改编一个作品一方面要忠实于原著，另一方面要融入更深入的阐释。胡志毅认为，作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鲁迅的小说有着多重释义，十分值得深入阐释。2022年7月，由波兰戏剧大师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的话剧《狂人日记》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改编的话剧《狂人日记》中并没有过多的情节叙述，却表达出鲁迅作品中的核心意蕴。胡志毅认为，当戏剧作品为了改编而改编，则会出现叙事大于戏剧的现象，从而减弱作品的戏剧性，因此在改编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
在文学改编这场热潮中，小说家和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之中存有异同。林蔚然介绍，小说家对于作品结构确立的自主性更强，创作可以更加碎片化或者抽象化，叙事节奏也更加随心所欲，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而剧作家往往要考虑如何能够更集中、更有力地去叙述和展示，使作品符合戏剧艺术的一般性规律，让观众能够看明白戏剧中的事件是什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编剧、演员方旭曾将老舍的多部文学作品先后搬上舞台。方旭说：“我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放在今天来改编，比起外在的东西，其文学作品里能够引发大家思考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可能就会失去它的意义。”在方旭的概念里，戏剧的核心是交流，是在演出现场台上人与台下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今天我们改编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每一部作品时都要想，我跟观众聊什么？比如《牛天赐》跟观众聊成长；《离婚》跟很多人聊所谓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方旭认为，舞台作品能与观众达成真实的交流是这些年来老舍的作品能够被持续不断地搬上舞台的最根本条件。
“以合适的呈现方式改编文学作品”
作家的小说为戏剧提供的是文学的肌理和品格。在文学作品改编舞台剧的过程中，选择适合于舞台改编的作品固然重要，给文学作品找到一个适合的呈现方式也很重要。对此，方旭提到，多年来一直不断有前辈提出中国戏剧和中国戏曲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学习与借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戏曲、曲艺有着丰富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其灵活程度在文学转舞台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非常大的帮助与支撑。”
方旭在改编老舍的作品《二马》时，曾在资料书当中看到英国的早期戏剧使用的是伦敦土语，究其原因则是土语生动。“我看完后觉得十分有道理，从整个戏剧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地大物博，老北京、老上海、老四川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方言和带有非常浓厚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都给戏剧创作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创作基础。”方旭说。2022年9月，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主角》在陕西大剧院上演，作品通过用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演绎秦腔的兴衰沉浮，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叫好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从改编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到2022年上演的《红高粱家族》，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牟森的身份都是编剧兼导演。牟森表示，这两部作品当中的共同经验层面和价值观层面激发了他的创作情感，“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感动到我的东西，通过舞台的方式转换给观众。”
通过这两次实践，牟森意识到，从长篇小说转换为舞台演出，要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时间。“比如我通常都是将作品的标准时长确定为120分钟，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出现中场休息的因素而导致情感中断。”因此，真正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观众坐住并感动。此外，牟森还十分注重结构问题，在他看来，作品的主题决定了结构。在改编《红高粱家族》时，通过将其定位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和坚韧不拔的人类图景”，牟森选择了线性叙事的创作方法。
“对剧作家来说，改编应该是一种致敬、一种对话，更是一种创造。虽然说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林蔚然说。
源自：中国文化报
近年来，“文学改编热”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持续升温。无论是在2022年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话剧《主角》，还是在“大戏看北京·2022第六届老舍戏剧节”上展演的、根据作家莫言的小说改编的话剧《红高粱家族》等，无一不展现了创作者将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台剧的不断尝试和有益探索。
前不久，在由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大戏看北京·2022第六届老舍戏剧节”学术论坛上，多位戏剧学者、编剧、导演聚焦“文学作品改编舞台剧的观察与思考”，阐述观点、碰撞理念，为戏剧行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做法。
“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改编成舞台作品”
“‘文学改编热’，其实是中国话剧史上一直持续的一种现象。”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表示，文学改编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文学作品和舞台作品之间的区别，“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改编成舞台作品，文学作品的成功不能决定舞台作品的成功。”
将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台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有些小说家、剧作家也会选择直接创作戏剧作品，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创作的《茶馆》《龙须沟》以及中国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日出》等。而在众多戏剧作品中，也不乏文学作品改编舞台剧成功的例子，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骆驼祥子》、曹禺根据中国当代作家巴金原著改编的《家》等，都是文学改编中的经典之作。
“改好了是文学的魅力、原著的基础，而改不好往往就会被说是编剧没有功力。”北京演艺集团《新剧本》杂志主编、一级编剧林蔚然提起她在戏剧文学系学习的4年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就是小说改编，“在学习的环节中，我认识到创作要懂得抓取戏剧性的核心事件，从小说素材中选材并进一步在其基础上构建有效的人物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删繁就简、勇于取舍。”
“戏剧的核心是台上人与台下人面对面的交流”
在胡志毅看来，改编一个作品一方面要忠实于原著，另一方面要融入更深入的阐释。胡志毅认为，作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鲁迅的小说有着多重释义，十分值得深入阐释。2022年7月，由波兰戏剧大师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的话剧《狂人日记》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改编的话剧《狂人日记》中并没有过多的情节叙述，却表达出鲁迅作品中的核心意蕴。胡志毅认为，当戏剧作品为了改编而改编，则会出现叙事大于戏剧的现象，从而减弱作品的戏剧性，因此在改编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
在文学改编这场热潮中，小说家和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之中存有异同。林蔚然介绍，小说家对于作品结构确立的自主性更强，创作可以更加碎片化或者抽象化，叙事节奏也更加随心所欲，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而剧作家往往要考虑如何能够更集中、更有力地去叙述和展示，使作品符合戏剧艺术的一般性规律，让观众能够看明白戏剧中的事件是什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编剧、演员方旭曾将老舍的多部文学作品先后搬上舞台。方旭说：“我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放在今天来改编，比起外在的东西，其文学作品里能够引发大家思考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可能就会失去它的意义。”在方旭的概念里，戏剧的核心是交流，是在演出现场台上人与台下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今天我们改编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每一部作品时都要想，我跟观众聊什么？比如《牛天赐》跟观众聊成长；《离婚》跟很多人聊所谓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方旭认为，舞台作品能与观众达成真实的交流是这些年来老舍的作品能够被持续不断地搬上舞台的最根本条件。
“以合适的呈现方式改编文学作品”
作家的小说为戏剧提供的是文学的肌理和品格。在文学作品改编舞台剧的过程中，选择适合于舞台改编的作品固然重要，给文学作品找到一个适合的呈现方式也很重要。对此，方旭提到，多年来一直不断有前辈提出中国戏剧和中国戏曲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学习与借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戏曲、曲艺有着丰富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其灵活程度在文学转舞台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非常大的帮助与支撑。”
方旭在改编老舍的作品《二马》时，曾在资料书当中看到英国的早期戏剧使用的是伦敦土语，究其原因则是土语生动。“我看完后觉得十分有道理，从整个戏剧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地大物博，老北京、老上海、老四川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方言和带有非常浓厚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都给戏剧创作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创作基础。”方旭说。2022年9月，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主角》在陕西大剧院上演，作品通过用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演绎秦腔的兴衰沉浮，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叫好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从改编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到2022年上演的《红高粱家族》，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牟森的身份都是编剧兼导演。牟森表示，这两部作品当中的共同经验层面和价值观层面激发了他的创作情感，“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感动到我的东西，通过舞台的方式转换给观众。”
通过这两次实践，牟森意识到，从长篇小说转换为舞台演出，要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时间。“比如我通常都是将作品的标准时长确定为120分钟，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出现中场休息的因素而导致情感中断。”因此，真正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观众坐住并感动。此外，牟森还十分注重结构问题，在他看来，作品的主题决定了结构。在改编《红高粱家族》时，通过将其定位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和坚韧不拔的人类图景”，牟森选择了线性叙事的创作方法。
“对剧作家来说，改编应该是一种致敬、一种对话，更是一种创造。虽然说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林蔚然说。
源自：中国文化报
